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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史上最严”垃圾分类措施背后新的产业版图

2019-07-12 17:01:21????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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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? 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外企白领Vivian觉得自己最近都“生活在垃圾桶”里:从年初开始,公司总部斥资做了一应改造,包括撤掉办公区垃圾桶,各大屏幕滚动播放上海市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片,就连电梯里都新装了半人多高的大屏幕,步入电梯,然后被各式图片包围。

? ? 在上海,垃圾桶面前人人平等,男女老少都绕不开志愿者的一句灵魂发问:“你是什么垃圾?”

? ? 7月1日起,被称为“史上最严”垃圾分类措施的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实施,个人混合投放垃圾可罚款50至200元,单位则是5千至5万元。重锤之下,上海居民既要捂住钱袋子,又不能让全国人民看笑话。

? ? 看笑话是不可能的,北京、成都等多地强制垃圾分类的钟声也已敲响。到2020年底,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,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

? ? 钱袋子也是捂不住的,罚款到来之前,钞票已经流到了其他地方:在上海,餐厨垃圾粉碎机和垃圾桶卖到脱销,商家不得不采取限购或预约政策。数据显示,6月18日当天,京东垃圾处理器类目的成交金额同比超过去年的150%;在天猫上,贝克巴斯(厨余垃圾处理器品牌)首小时成交金额超过去年的410%,1分钟超去年全天。

? ? 从拾荒这个古老行当演变而来的垃圾分类回收业,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行业爆发。

? ? 01 垃圾分类的成本

? ? 7月1日早上8点,上海白领七七赶早去了一趟小区“垃圾临时堆放点”,她颇有仪式感地认真分类好并进行分类投放。本以为人头攒动的投放点只有她一个人。过了好一会儿,才有上班族匆匆前来扔垃圾。

? ? “今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和执法机关一起开罚单。”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工委会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胡建文告诉AI财经社,垃圾分类工作在该小区已经开展很久,如今法规正式实施,目前大多只是口头警告,尚无处罚案例。

? ? 在便利店,顾客留下的泡面桶在店员手里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分类处理:先将面汤倒入水池,再将残渣倒进湿垃圾桶,泡面桶被扔进干垃圾桶。

? ? “第一次(混装)拿回去重新分拣,二次上门警告,三次罚款。”闵行区合川路附近一家麻辣烫店负责人介绍,垃圾分类已经半个多月了,厨房里有6个分类桶,确实麻烦了许多,“罚款后仍旧不改的,可能就要取消营业执照了。”他皱了皱眉,但仍觉得分类终究是好事。

? ? “不分类,我们就不收。”该街道一位负责商铺垃圾收运的工作人员介绍,沿街商铺试行垃圾分类以来,每天都很忙,团队10人每天两班倒,从早上4点忙到次日凌晨1点。

? ? 商铺尚好监管,但面对个体,对拥有2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来说,垃圾分类绝非易事。

? ? 静安区景凤路52弄的昌林公寓被视作垃圾分类模范小区。采用四分法,定时定点投放,过时不候。小区居民李磊告诉AI财经社,他们做过统计,定时定点试行一个半月后,全小区400户居民,每天约有25到30户居民在规定时间之外丢垃圾,将垃圾袋堆在垃圾箱外,其中约有10户以上做了分类,整体参与度仅50%左右。

? ? 到了规定投放时间,小区物业雇佣的工作人员会将地上的垃圾袋打开、分类、投放。身穿志愿者服装的老头老太们也会出来监督指导。

? ? 志愿者李丽告诉AI财经社,志愿工作是无偿的,有时遇到不讲道理的居民还会被骂。不过,再过几天,服务点就要装上摄像头,“谁乱扔就可以罚谁。”像李丽一样的志愿者,在上海大概有10万名,他们普遍已经退休,在居委会的组织下,成为监督社区垃圾分类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? ? 早7点到9点、晚6点到8点的投放时间对上班族并不友好。一些网友则表示,自己都是在晚上偷偷倒垃圾。有痛点就有商机,几天前,饿了么高调上线“代扔垃圾服务”,一单12块,跑腿范围不超过3公里,需要事先已经分类。

? ? 小区公共领域撤桶也带来很多问题,“乱丢乱扔的现象明显变多了。”闵行区一位小区保洁员告诉AI财经社,撤桶后,清扫任务加大了很多。

? ? 面对争议,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处副处长齐玉梅谈到,定时定点不是目的,而是希望有一个大家直接沟通的时间和地点,让人们更快更好参与。齐玉梅透露,目前,上海全市规范社区投放点的改造已经完成71%,据不完全统计,全市约30%的社区垃圾分类已经“蔚然成风”。

? ?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丽哈德认为,处罚监管只是一种手段,如果不做分类,惩罚已经存在了,比如环境污染、垃圾围城。数据显示,我国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在四亿吨以上,随着外卖、快递等行业的发展,垃圾总量还在激增。

? ? 公开信息显示,截至2018年8月,上海城管执法系统共有7900多名工作人员。这意味着,每一名城管要对超3000名居民执法,而且要深入到大街小巷。在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看来,惩罚监督成本非常大,只有社区建立一套自我管理和监督才是可持续、低成本的,“法律当然需要,但是未来更多还是要靠社区人格素质的提升、建设,通过这些方法来实现行为改变。”

? ? 7月1日上午10时,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对一家酒店开出首张整改单,并将在一个月内随时复查。当天,上海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600人次,检查各类单位4216家,教育劝阻881起,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623起,依法立案查处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20起。

? ? 02 消失的“摇铃铛”

? ? 闵行区一个堆满废品、灯光昏暗的回收站里,李刚和他的妻子、父母在此工作。

? ? 老早之前,李刚们在上海被叫做“摇铃铛”。他们蹬着三轮车,摇铃走街串巷,靠收捡废品养家糊口。在数以万计的摇铃铛里面,也藏着不少造富神话,大多数李刚不属于这一类。改革开放后,国有废品回收系统全面退出了民用废品回收市场,大量职业拾荒者涌现出来,往往以个体、家庭为单位,而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,有资料显示,主要以四川、河南、河北地区的农村人口为主。

? ? 据调查,1998年,北京有近30万拾荒者,当年回收物质180到200万吨,售出收入20亿元以上。北京爱分类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源鸿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。徐源鸿是85后,也是有名的“废二代”,上个世纪90年代初,他的父亲从河南信阳来到北京,先干了几年包工头,发现老乡都做废品回收,还更赚钱,就转了行,在昌平区东小口开了废品回收市场。到该市场被取缔时,徐源鸿父亲已经在这儿干了快20年。资料显示,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曾经承载了北京市近1/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。

? ?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废品回收行业和从业群体一直处于社会边缘。一方面,该行业监管长期缺位,人员鱼龙混杂,又藏匿着大量销赃、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;另一方面,踩着三轮车乱窜的“摇铃铛”不仅威胁交通安全,也影响市容市貌。

? ? 2007年,一位领导来视察,碰巧有几个小孩在玩耍,一位陪同指着孩子开玩笑:“你看这都是’废二代’,父母是收废品的,他们也是收废品的。”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徐源鸿,暗自发誓要改变人们对行业的看法。

? ? 2019年1月31日,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获得通过,规定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,责任人要将垃圾分类驳运至交付点。责任人的出现,意味着“摇铃铛”们退出历史舞台。《条例》试行后,李刚主动找到小区物业,拿下了废品站附近两个小区、约600户居民的垃圾收集工作。除了将可回收物送到站点,李刚还负责小区垃圾桶里的垃圾分拣工作。

? ? “赚不了什么钱,有什么办法?”李刚介绍,平均下来,全家每月总收入一万块出头,他记得附近还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回收人员。

? ? ?作为曾经的摇铃铛,李刚们或被一些回收中转站完全收编,成为垃圾二次分拣员,或被物业收编为保洁员,另一些则不得不面临失业或转行。

? ? ?6月25日下午,友谊路街道一位社区保洁员张强正在签署协议,他即将成为藏宇环保公司在宝山区收编的84个保洁员之一。在宝山区,藏宇环保负责84个社区的两网融合工作,两网即“居住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”与“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”网络。

? ? ?2018年初,中国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,其中包括废弃塑胶、纸类、废弃炉渣、与纺织品等24种固体废物。从一些发达国家经验来看,今天推行垃圾分类,其实是为了不走欧美垃圾越堆越多、越丢越贵、地下水被渗透污染的老路。

? ? 另一方面,一些垃圾分类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已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。中国台湾从1995年全面实施垃圾强制分类,到2015年,中国台湾废弃物回收公司超1600家,年营收达20亿美元,资源回收率达55%。

? ? 在德国,垃圾处理行业每年带来的收益约为500亿欧元,解决了24万人的就业,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.5%。而在以垃圾分类着名的日本,2010年,其再生资源产业从业人员达1400万,年产值约3500亿美元。

? ? 2000年,中国曾公布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,上海、北京、南京等在列,那次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,由于各地分类标准不统一、缺乏配套处置系统以及忽视前端减量化等原因而偃旗息鼓。

? ? 而今,在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重启垃圾分类,又将释放出怎样的市场?

? ? 上海只是起点,7月1日开始,一个新时期到来了。

? ? 原标题:欠的垃圾,终归得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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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北极星固废网